7月11日，高梁又在自己的家中发怒了，这位倔强的学者一提到徐工改制就充满惋惜与愤怒。他对外资并购所造成的国家经济安全尤为关注，为此他在2005年撰写了《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我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的报告，引起了网络上下的强烈反响。不过冷静下来时，高梁更愿意从国有企业改革本身来探讨徐工改制所存在的问题。他希望，这一中国罕见的大型企业对外资的股权出售能够足够规范，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商务周刊》：很多人认为徐工改制实际上拷问了现行的国有企业改制政策，过去中小企业改制多一些，不涉及巨大的品牌无形资产和行业中的重要地位，此次徐工并购案暴露出现行的国家政策没有针对国有大企业的改制给出详细完备的规定，您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哪些问题？

    高梁：在国有大企业改制方面，政府的政策的确不配套。这次徐工改制本质上和过去几年发生的国企改制的不规范是相同的，比如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营中管理者职责履行不到位，导致成本控制不力，资产变相缩水；第二，资产评估中存在不规范，从人们对第三方机构的总体评价来看，中介机构、资产评估师、审计师缺乏独立的第三方地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第三，在企业、资产受让方、政府之间，各自职能定位不清，尽管徐工是一家国有企业，但仍应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改制，政府是仲裁者，但不能过多干预具体的改制过程，否则就很可能导致改制过程中资产变相流失，企业少数人得到好处。徐工尽管有比较大的包袱，但仍然是成长性比较好的企业。改制出售股权的决策过程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是一个课题，否则可能造成改制并不是整个企业的意愿，而是某个领导的意志。

    《商务周刊》：现在争论较多的徐工改制是该选择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国内资本还是国际资本，对此您怎么看？

    高梁：现在有一种改革至上化倾向，一些人觉得只要是改变国有独资的形式就是好的。按照徐工高管们的逻辑，只要不卖给卡特彼勒就是好的，这是不对的。徐工作为国有企业经过了无数的财政支持和几十年的发展积累，功绩不应该单是现在管理层的，把85%的股份卖给凯雷，还谈什么“毒丸计划”，限制性条款，到最后可能都没有用，依靠这些防范风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在股权转让完成后，人事权和决策权很快就会落到凯雷手中，原先订的防范措施再严密也会被它绕过去。企业都卖出去了，它的命运还能够自己掌控吗？

    至于徐工下面企业的企业破产、还债、人员安置问题，这是企业内部解决的问题，依靠内部的资产重组就可以完成，出让控股权并不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是要把徐工做强做大，而不是急着甩包袱，徐工不是一个破产企业，它不是包袱，而是财富。

    《商务周刊》：您谈了该不该卖和该卖给谁的问题，那具体到卖多少钱您怎么看？

    高梁：总资产是实实在在的钱的投入，负债多是因为借银行的钱或者对外直接融资，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经常是净资产率不到20%，甚至是资不抵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融来的资金在增加负债的同时也会带来企业资产的增加，增资和借款不代表资产缩水。对很多国有企业来说，真正造成净资产低的关键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投资失败；第二货不对物，残次品多，产品积压；第三挥霍浪费，管理成本过高，成本不产生效益；第四，贪污腐败；第五，关联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