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视为外资在华并购试金石的凯雷入股徐工交易案已成泡影，这家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将去向何方？

    今年6月的一天，数百名工人将徐州经济开发区内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总部大楼围得水泄不通，在提出与董事长王民对话却迟迟得不到回应之后，一群年逾花甲的老工人决定翻越围栏，不过被保安劝止了。但随着哗啦一声巨响，这些围栏被愤怒的工人推倒在地。

    “我感觉自己被已经工作了30年的工厂遗忘和抛弃了。”何明光说。何是这群愤怒的工人中的一位，由于对下岗安置办法存在异议，执拗的何至今仍没有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上签字。何的同事陈俊荣则为没有能够赶回来参加这次行动而遗憾，这位已下岗3年的女工现在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打工度日。

    徐州矿山东路6号很快将成为这些人永远的伤心之地。这片绿树成荫的土地曾经是徐工集团老厂，如今，叮叮当当的拆迁声不绝于耳。这里将很快变成巨大的工地，超过40个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土地正面临重新拆迁和规划，江苏华夏融创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两年前以7.62亿元的最高报价取得了开发资格。“我们没有看到过一分钱。”陈俊荣对记者说。

    就徐工集团而言，对类似这样的来自下层员工的喧哗与骚动可能早已习以为常。在过去的5年里，这家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一直在谋求改制，甩掉冗员的包袱，并尝试用引进西方私人股权投资（PE）的方式来摆脱传统国有企业的管理习气——2005年10月25日，美国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与徐工集团签署协议，出资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收购后者下属的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机械”）85%的股权。

    但这一次，凯雷并没有如愿拿到被华尔街称之为“墓碑”的东西——装在玻璃匣子里的象征着交易成功的收购兼并公告的微缩复印件。今年7月23日，在一份不到500字的简短声明里，双方承认交易流产，“徐工将独立进行重组”。

    被许多外国投资者视为在华经商箴言的所谓“时间”和“耐心”这一次并没有起到作用。在该交易被过早曝光后的近3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产业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以及对外资的重新审视。近30年来，中国一直铺开“欢迎光临”的红地毯，希望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来推动效率不高的国有经济改革。但现在，学者、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正对该战略提出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预示着中国正在由一个被动的资本接受国，取得了更为优势的主动地位。

    毫无疑问，对外资来说，这一舆论障碍在现阶段几乎是难以逾越的。这也几乎把负责交易审批的国家有关部门推到了尴尬的前台——“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曝光率，也许就低调通过了。但现在是谁出头审批通过，谁就可能挨骂。”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汉亚表示。尽管此后凯雷两次下调收购后的持股比例，但此交易最终仍以颇具东方色彩的处理方式结尾：不了了之。

    那些从1990年初期就开始在中国试水私人股权投资的外商或许从凯雷的这一失败中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但这并没有吓坏投资者。就凯雷而言，在过去两年中，它在中国已投资了30多家公司，单是股本投资已超过13亿美元。即使当全球因次贷危机而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之时，凯雷创始合伙人鲁宾斯坦亦保持信心，将当下称为“暂停模式”（pausemode）——这并非指整个行业已经停滞发展，恰好相反，他相信，正在酝酿的是这个行业的格局变迁。在过去的20年里，类似的时期至少已经有两个：第一次暂停出现在1990年至1991年，杠杆收购和垃圾股狂飙突进之后；第二次是在2000年至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日里。稍微熟悉PE产业的历史就可知，多数优胜劣汰都发生于这种宁静时刻。

    “徐工收购案既简单又复杂。复杂是因为牵扯各方面利益。说到底是一个改制是否恰当的问题。”张汉亚说。面对近3年来对徐工引资改制动机和方式的批评指责，今年6月，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正式做出回应：“对（交易达成）最大的障碍就是当时有人讲徐工改制有黑幕，说出卖了国家安全，说贱卖。但我们是问心无愧的。”但对外界而言，仍存在着巨大好奇：徐工为了急于改制到底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在告别凯雷后，这家蜗居中国腹地的工程机械制造商接下来的命运是什么？